動物遷移是自然界中詭異的現象之一。帝王蝴蝶的超大數量遷徙，澳大利亞圣誕島1.2億只紅蟹的海岸移動，北極燕鷗往返7萬公里的超長途飛越，總數曾達到60億只的候鴿遷移，灰鯨長達1.8萬公里的繁殖與覓食運動，旅鼠的看似愚蠢的自殺式“死亡行軍”，東非角馬長達5千公里的轉場運動，都已創(chuàng)造地球生物史上的極限記錄。而在諸多影像記錄中，最令人震撼的是北美馴鹿的事跡：近18萬頭馴鹿，每年從南部林區(qū)遷徙到位于北極苔原的繁殖區(qū)產犢，而后，不顧狼群和棕熊的捕獵，重返越冬區(qū)，完成長達數千公里的遷移，場面氣勢恢宏，驚心動魄。
但所有這些偉大的長征，都無法跟人類的記錄相比。在21世紀，地球生物的遷徙，已經被一個全新物種——“中國農民工”所徹底刷新。這種高等動物，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間的40多天，往返于中國東部和中西部之間，人數多達八億，總流量超過34億，占世界人口的一半，刻寫了地球生物史的巔峰記錄。
沒有任何一種生物能在規(guī)模、勇氣和溫順程度上與中國人媲美。該物種面對捕獵者鐵道部制造的購票障礙、昂貴票價、極度擁擠的運載空間，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種難以想象的困苦，毫無畏懼、年復一年地往返于覓食區(qū)(大都市)和繁殖區(qū)(故土)之間，制造跨越空間的生命奇跡。
不僅如此，這場大遷徙還提供了新的證據，證明人類擁有戰(zhàn)勝旅途困境的智慧與機巧。2013年流行的“春運神器”，除原始的手推車、小馬扎、涂料桶、蛇皮袋、扁擔和舊報紙外，又出現各種設計換代版，其中被媒體和網民大肆追捧的，有“硬座寶”、“鴕鳥枕頭”、“大腿枕”、“貪睡支架”和“車頸枕”、“箱包防丟器”、“攜帶型集尿袋”、“開道慘叫雞”、“拒踩鉚釘鞋”、“充電寶”、“迷你麻將”以及“搶票軟件”等等。所有這些發(fā)明物形成一條粗大的界線，對中國農民工跟遷徙性動物，做出了深刻的人類學分野。既然無力改變惡劣的春運體制，返鄉(xiāng)者就只能利用外延工具，改善自己的生物性能，以適應嚴酷的長途跋涉。
在那些“春運神器”中，有兩件物品具有重大的象征意義，其一是“大腿枕”，該枕頭以特種海綿制成，其手感模仿人體皮膚及肌肉，甚至還有微隆的肚腩；另一神器叫做“鴕鳥枕”，其形狀猶如一個臃腫的頭套，可以用來遮光與隔音，該設計借用了“鴕鳥策略”的原理——在被天敵攆急了之后，鴕鳥總是把頭一頭扎進沙堆，以為自己看不到對方，而對方也就無法發(fā)現自己。這是農民工用以自我安慰的工具，從無法改變的嚴酷現實中，它搭建出一個臨時而微小的烏托邦空間。
撇開社會學家所稱的外部遷徙動因，我們所要追問的是，究竟是什么“精神春藥”在推動“中國馴鹿”——農民工的周期性返鄉(xiāng)運動？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謎語，但正是“大腿枕”和“鴕鳥枕”揭示出中國春運的本性。它是一種聲勢浩大的鄉(xiāng)愁，寄寓著底層勞動者對于故土、親屬、舊友的思念，并由這種思念而尋求團聚與重逢。在這樣的文化訴求里，還應當包括對于所有過去生活痕跡的周期性緬懷。
導致這種鄉(xiāng)愁的原因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中國農民工對未來的迷惘和和對現實的焦慮。鑒于東西部、城市和鄉(xiāng)村的巨大落差，落后、破敗、蕭條和資源短缺的故土，無法承受他們的未來夢想；只有到東部發(fā)達城市謀生，才能獲取存在和發(fā)展的基本空間。但基于戶籍制度的限定，那些最辛勤的城市建設者，卻無法成為新家園的主人，于是他們只能在兩地之間狂奔，以搬運一個關于“家園”的文化幻覺。
在某種意義上，春運就是“春暈”，也即一次農歷新年期間的自我電擊，可以將其視為最劇烈的創(chuàng)傷療法。它利用一個混亂低效、放肆斂財的運輸體系，和一種充滿苦難的遷徙，來重申改變命運的必要性。每一次返鄉(xiāng)，都是一次痛徹心扉的自我告誡，激勵著農民工跟鄉(xiāng)村道別，成為東部都市的未來居民。但這場悲劇的真正要害在于，無論都市還是鄉(xiāng)村，都不是中國農民工的真正家園。只要農民工沒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，這種鐘擺式回家運動就將永不停息。
深藏在這場空間運動背后的是時間的悲劇。擁有漫長歷史的鄉(xiāng)村，正在面臨土壤貧瘠、人口流失、村社瓦解、資源殆盡的終局。就跟瑪雅人的寓言一樣，它宣喻了五千年的大變局，而建設“社會主義新農村”的唯一出路，似乎只能是告別鄉(xiāng)村，走向“城鎮(zhèn)化”的未來，通過無數小城鎮(zhèn)的崛起，終結長途遷徙的理由。如果這悖論式場變革能給農民帶來真實利益，而非制造新的苦痛和悲劇，我們就能指望“春運”成為一個可笑的歷史陳詞。
注：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，原標題為《中國春運和“創(chuàng)傷療法” 》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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